歡迎來到360期刊網
360期刊網
客服電話:4006-587-789 客服在線時間:09:00~22:30(節假日不休息) 客服郵箱:[email protected]
當前位置: 首頁 > 論文范文 > 文學論文 >

“他者”的生存困境與自我認同——譚恩美《接骨師之女》的后殖民女性主義解讀

時間:2018-05-18 09:34來源:未知 作者:360期刊網 點擊:

  “他者”的生存困境與自我認同——譚恩美《接骨師之女》的后殖民女性主義解讀

  李瓊

  (廣東商學院外國語學院,廣東 廣州 510320)

  摘要:《接骨師之女》是美國華裔作家譚恩美的第四部小說。本文試從后殖民女性主義批評角度解讀這部作品,通過對美國一個華人移民家庭中的三代女人作為父權和主流文化的”他者”的經歷進行分析,探討她們是如何在雙重邊緣性境地中認識和找回自己的身份,發出表達自己的聲音,并實現自我認同。

  關鍵詞:《接骨師之女》;“家里的天使”;“他者”;自我認同

  中圖分類號:I106.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2596(2010)06-0066-02

  眾所周知,美國社會是以中產階級以上的白人男子為中心的,在美國人眼中,華裔作家永遠只是應該退居邊緣的“他者”。在過去的一百多年里,美國華裔文學經歷著從被忽略、被邊緣化到逐步進入美國主流文化的曲折的發展歷程。美國華裔文學的發展與繁榮,表達的就是華裔作家從邊緣走向中心的向往和努力。

  作為少數族群的女性,華裔女作家面臨著雙重困境,她們既要反抗白人種族主義,又要與性別歧視作斗爭。盡管如此,許多華裔女作家仍通過持之以恒的奮斗,在多元化美國文化中尋找自己的位置,并以獨特的方式重塑自我。譚恩美便是其中的一位佼佼者。作為一名女性少數民族族裔作家,她遭受著性別和種族上的雙重邊緣性,而這種雙重邊緣性正好賦予了她作品鮮明獨特的女性主義特征。《接骨師之女》是譚恩美的一部近乎自傳性的以女性為故事主角的小說,通過母親和女兒的共同講述,生動地勾勒了女性的辛酸與困惑。她們遭受著雙重的壓迫和歧視——來自包括同族在內的所有男性和女性同胞在內的所有白人。本文從后殖民女性主義批評角度去解讀這部作品,通過對作品中三代女人作為雙重“他者”所遭受的困境及經歷進行分析,探討她們如何在雙重邊緣性境地中找回自己的身份,發出表達自己身份的聲音,實現自我認同。

  一、“他者”的生存困境

  在傳統的男權社會中,男性處于主體地位,女性被視為低人一等的“第二性”。隨著時代的發展,雖然婦女運動為女性爭取到很多權利,女性的地位得到提高,但是女性依然在不經意之間扮演著父親的女兒、丈夫的妻子、孩子的母親的角色,就好比“家里的天使”,她們很少為自己而活。弗吉尼亞·伍爾夫在women and writing中就對“家里的天使”有比較具體的描述:“她相當惹人喜愛,有無窮的魅力,一點也不自私,在家庭生活這門難度極高的學科中出類拔萃。每天她都在犧牲自己,如果餐桌上有一只雞,她拿的是腳,如果屋里有穿堂風,她準坐在那兒擋著。簡而言之,她是這樣一個人:從來沒有自己的想法、愿望,別人的見解和意愿她總是更愿意贊同。”(伍爾英,1367)這就是以父權制為中心的社會中典型而又理想的婦女形象。

  《接骨師之女》中寶姨一生坎坷,歷經艱難。她的父親和未婚夫在她結婚當天就被仇家殺害,目睹一切的她喝下了制墨用的松脂想結束自己的生命,結果是喉嚨被燙爛、面容被毀。但受父權制社會評判標準的束縛,她不得不為了肚子里的孩子(茹靈)活下來,并一直扮演著“家里的天使”的角色,她不為自己活,所有的一切都是為了女兒茹靈。茹靈的一生也經歷了各種不幸遭遇,第一任丈夫被日本兵打死,后流落到美國嫁給一個美國醫生并生下女兒露絲。然而不幸的是,丈夫又在車禍中喪生,留下相依為命的孤女寡母。作為母親的她,受傳統的家庭觀念和社會評判標準的影響,在女兒面前同樣也不得不扮演著“家里的天使”的角色。

  作為一個生活在美國的現代女性,露絲雖然已實現經濟獨立,但在男權社會中她依然處于附屬地位。露絲永遠做出無條件的妥協和讓步,從不主動提出要屬于自己的東西,甚至亞特問她想要什么時,她竟說:“我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我沒有余力看看自己的內心,找尋自己的位置,或者問問自己想要什么。”(接骨師之女,280)其實,露絲在家庭中也只是一個“他者”,凡事須首先滿足丈夫、孩子們的需要,自覺不自覺地扮演著“家里的天使”的角色。正如法國杰出的女權作家西蒙娜·德·波伏娃在其作品《第二性》中指出的:“他(男性)是主體,是絕對,而她(女性)則是他者。”(王宏維,32)波伏娃認為,女性之為女性,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形成的,是作為男性中心文化的“他者”而被建構的。

  關于“他者”,黑格爾和薩特的定義是:“指主導性主體以外的一個不熟悉的對立面或否定因素,因為它的存在,主體的權威才得以界定。西方之所以自視優越,正是因為它把殖民地人民看作是沒有力量、沒有自我意識、沒有思考和統治的能力的結果。”(艾勒克·博埃默,22)歷史上,西方都是將自己看成這個主導性主體,把處于其殖民統治下的東方看成“他者”。

  小說中茹靈滿懷希望來到美國,可沒想到等待她的卻是美國主流社會對她的歧視。盡管已經獲得美國國藉,但在白人至上的美國人眼中,甚至女兒眼中,她都是一個只能講著一口結結巴巴的洋涇濱英語的中國人。女兒露絲從小就看不起身上全是中國味的母親。一次當同學指著她的母親問她是誰時,她說:“我不認識,那不是我媽。”(接骨師之女,58)茹靈在女兒和美國人面前始終都只是一個來自東方的“他者”。

  然而,生長在美國,一心想融入美國主流文化,成為一個地道的美國人的露絲盡管已經完全適應了美國風俗習慣及文化價值觀念,但也難以被白入主宰的社會完全接受,美國人也視她為“他者”。由于露絲與生俱來的東方面孔,使她明顯區別于普通的美國人,她從小就經常遭人排擠,在美國的朋友也屈指可數。此外,不同種族間那無法逾越的疏離感還表現在亞特和露絲對照顧患有老年癡呆癥的母親茹靈的不同態度上。當露絲和亞特說到母親茹靈情況越來越糟的時候,亞特卻說:“那你打算怎么辦?”露絲非常難過地注意到,亞特是說“你”而不是說“我們”打算怎么辦。“你”這個詞充分體現了亞特的否定態度,他認為照顧茹靈是露絲自己的事情。雖然亞特已經和露絲在一起生活了多年,但露絲與亞特之間(即與白人,主流文化)的疏離感仍讓她感到自己不屬于任何人。

  茹靈和露絲都是白人至上的美國社會中的“他者”。雖然表面看來,她們在美國過著穩定的生活,似乎已成為美國社會的一分子,但事實上,她們無法真正融入主流社會。她們面對著來自性別和種族的雙重歧視和壓迫,是“性別”和“種族”的雙重“他者”,面臨著身份缺失的問題。

  二、“他者”的自我認同

  女性要想取得和男人同等的權利與地位,要想實現自身價值,只有打破沉默,發出自己的聲音。這些美國社會中的華裔婦女也只有打破沉默,發出自己的聲音,講述自己的故事,才能抗擊白人主流社會對華人的偏見,建立自己的身份,實現自我認同。西蒙娜·德·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指出:“聽天由命只能意味著退讓和逃避,對女人來說,除了謀求自身解放,別無它途。”(波伏娃,570)<接骨師之女》中寶姨、茹靈以及露絲找尋自己的歸屬,講述自己生存經歷,發出自己聲音的種種舉動,就是她們建立自己身份和實現自我認同的過程。

  小說中,寶姨堅持依照自己的標準尋找愛人,盡管結婚當日未婚夫遭到殺害,她沒有獲得婚姻,但是她用自己的行動向男權社會發出了自己的聲音,沒讓自己成為男權社會婚姻制度的犧牲品。之后由于未果的自殺行為她被徹底毀容和失聲,所有的人都將她看成是魔鬼的化身,叫她“瘋女人”。“每當有人提到殺夫殺父仇人張老板時,她就吐口水,敲著鐵桶咒罵他,捶胸頓足,拼命揮手,比劃著說這姓張的不是好東西,她拼命的發出一種很怪的聲音,仿佛恨不得把喉嚨掏出來。”(接骨師之女,150-151)寶姨“瘋女人”的形象正是被壓抑的女性創造力的象征。正如桑德拉·吉爾伯特和蘇珊·格巴在其作品《閣樓上的瘋女人:女作家與19世紀的文學想像》中所說:“文學作品中的瘋女人,女惡魔形象實際上恰恰是女性創造力對男性壓抑的反抗形式。”(朱立元,438)寶姨在得知茹靈要嫁給仇人張家時,她奮力抗議這門親事,可是周圍的人確只當她又在瘋瘢地胡言亂語;女兒茹靈也受到周圍人的影響,不聽寶姨的“勸說”。最后,寶姨斷然地通過死來表示抗議,并用書寫的方式道出埋藏在心里多年的秘密,通過寫來宣泄壓抑內心深處的痛苦。寶姨通過書寫來彌補自己話語的缺失,以此擺脫男權話語的束縛。這種書寫方式讓人深感沉重,批判父權制社會的力度也更深沉更強大。同樣地,茹靈也將自己經歷的一切但在美國無法訴說的事實寫成文字交給女兒看,把多年的秘密和壓抑在心底長久的痛苦釋放出來,用書寫讓露絲明白自己所有看似沒有邏輯的語言和行為背后隱藏的女性的生存之困。露絲在讀完祖母和母親的故事后,理解了母親的過去,接受了母親以及母親所代表的東方文化傳統,承認了自己血液中的東方文化成分并最終認識了自己,找到了自我存在的價值,在事業上也不再為他人寫作,而是拿起筆親自書寫屬于祖母、母親和自己的故事,用文字記錄真正屬于她們自己的生活,發出表達自己身份的聲音。

  小說中的三代女人最終都用書寫的方式來發出自己的聲音,講述自己的故事。通過失聲狀態下的書寫,她們都用自己的言語還歷史以本來面目,在回憶中找回了自我,實現了自我認同。

  譚恩美是美國文壇一位引入矚目的華裔女作家。在中國傳統與美國現實生活中長大的她深切地感受到了來自美國主流文化和以男權話語為主流的文壇的歧視,是主流文化和性別的雙重“他者”,這種復雜而痛苦的雙重邊緣性正好賦予了她作品鮮明獨特的女性主義特征。在《接骨師之女》中,寶姨,茹靈,露絲這三代女性生活在男權社會和白人社會的雙重邊緣,既是性別的“他者”,又是種族的“他者”,沒有自我的位置。因此,在這樣的處境中,尋找自我身份是她們面臨的共同問題。母親寶姨和茹靈通過書寫的方式讓自己發出聲音,挖掘出被壓抑的歷史,找回自我,從而抗擊男性以及主流社會對她們的偏見和歧視。女兒露絲通過母親和祖母的故事,也逐漸理解了她們的良苦用心,并從中得到母親的精神,認識和找回了自己的身份,找到了自己的根和自我存在的價值,實現了自我認同。《接骨師之女》是后殖民女性主義的代表作,譚恩美通過對這三代女人生活經歷以及自我書寫的敘述,不僅使得她們找到自己的身份,而且也為華裔族群吶喊了自己的聲音,為華裔女性重塑了文化身份與女性自我認同。

  參考文獻:

  (1)Edward. W.Said.Orientalism [M].London:Routledge&Kegan Paul,1978.

  (2)Woolf,Virginia.Women and Writing,intro.by M.Barrett,London:The Women's Press,1979.

  (3)譚恩美,接骨師之女[M].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6.

  (4)張子清.與亞裔美國文學共生共榮的華裔美國文學{J},外國文學評論.2000.

  (5)朱立元,當代西方文藝理論[M].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97.

  (6)艾勒克-博埃默.殖民與后殖民文學[M].盛寧、韓敏中譯,沈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

  (7)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M].北京:中國書籍出版社,1998.

  (8)王宏維.論他者與他者的哲學[M],江西社會科學,2004(4).

  (9)弗吉尼亞·伍爾夫,伍爾夫隨筆全集[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

在線投稿
极速赛车救援彩金